4月下旬,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在廣東順德揭曉:餘華憑藉《第七天》榮膺“2013年度傑出作家”,其他五大獎項也各有其主。僅隔數日,該獎提名委員會委員、書評人塗塗就撰文批評“大獎給了最低谷的餘華”。(《新京報》4月29日)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已走過整整12年,如今確實是對它進行反思並以期再出發的一個契機。該獎在國內第一個邀請國家公證人員參與評選全過程、實行評委記名投票制、終評會議向記者開放並全文公佈現場討論實錄,這些都有助於形成一種透明、清新的評獎文化。
  這一獎項實行推薦評委和終審評委的兩級評審架構,早期推薦評委由海內外30餘家知名華文文學媒體的主編擔任,後來逐漸過渡到11位提名委員;7名終審評委在前者的提名基礎上再行篩選,有增補提名作家的權限。縱觀2011年和今年的爭議,都和終審評委動用增補權限、兩級評審的評選結果分歧較大有關。
  2011年,魏微和歐陽江河因終審評委的兩次臨時增補動議,而進入獎項提名並最終勝出,但當時與會的不少記者認為,二人在上一年度的文學表現並非最佳。今年,餘華是在黃永玉、閻連科、西川、韓少功、洛夫這五位提名候選人之外,因終審評委馬原的臨時增補動議,而進入候選名單並最終以微弱優勢奪冠。
  這幾年,該獎的初評和終評出現日益擴大的分裂——可能由於名作家們在不斷被祛魅,以文學記者和編輯為主的初評提名委員往往更為嚴苛,終審環節的作家評委對同行的創作甘苦反倒充滿同情,頻繁動用增補“特權”,使得評獎標準在作家的“年度表現”與“整體表現”之間嚴重游移。
  在我看來,11名初評提名委員的人數、地域等可以適度擴大,初評和終評應增進瞭解與互動,主辦方在必要時也不妨主動進行一些關於這一獎項科學性與美譽度的嚴謹調查和再評估,以確保終審評委對增補權的使用是審慎的。而在公佈終審現場討論實錄時,即使囿於篇幅,也應像前幾年那樣選摘終評評委的原話,而不是像今年這樣選擇性地轉述評語——這樣,連哪幾位評委投了餘華的反對票,都難以一目瞭然。
  從今年開始,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永久性落戶順德。筆者全程觀摩了今年的“文學中的南方”論壇,主題不可謂不應景,可當來自外地的知名作家們,就南北語言的差異對寫作的影響進行略顯晦澀的學理性辨析時,五位順德作家中終於有人站出來表達不滿——他們認為,作為“中國家電之都”和“2013中國百強區第一名”,順德的外來工人口超過100萬,“工業題材”才是“南方文學”落實到順德時最應探討的議題。
  放眼看去,青年學者梁鴻的非虛構力作《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和攝影師焦波的紀錄電影處女作《村莊裡的中國》這幾年相繼走紅(前者恰好獲頒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2年度散文家”),這也表明,文學藝術雖然不一定要直接地書寫和介入社會現實,但轉型時代的城鎮化變遷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工業巨變,的確是這個時代的寫作者們的一大創作資源。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未來邀請的名作家嘉賓,理應有興趣有資本與順德同行聊一聊他們至為關切的“工業文學”,讓順德作家和學生、市民等各階層各有其實質性收穫。
  展望未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只有不忘初心、順勢變革,才會贏得持久的尊重與生命力。  (原標題:對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反思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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